老屋不是只會倒,也會燒!

一、災難不是偶然,是城市老化的代償

香港宏福苑大樓的一場大火,在11月26日的下午撕開城市間的裂縫。濃煙不是從黑暗裡冒出,而是從長年累積的疏忽中竄出,竹製鷹架、防塵護網,和玻璃窗幾乎全被保麗龍包起封閉,導致火勢蔓延速度加快,大火焚燒逾43小時,從2024年7月維修時,每一項或許早已經存在,只是沒人注意到,直到它要命的那一天。

在台灣,大家看著新聞畫面,感到震驚的同時,卻又有種微妙的不安:那樣的老屋,那樣的巷弄,那樣的生活,我們自己就住在裡面。全台 近六成建物已超過30年屋齡,台北市30年以上的老屋比例高達73.8%,為全台縣市比例最高

在巷子裡肩並肩緊貼成一道道灰色的壁海;有些居民早已證件印章都拿在手,等著下一步接續。然而都更程序就像一條走不完的迷宮,公文在不同的桌上漂流,時間卻在混凝土裡腐蝕。火災不是從哪一間屋子開始,而是從整座城市的老化開始。那些龜裂的牆面、纏繞的電線、被堆滿雜物的逃生梯,都像是被延遲治療的病灶,只要一個瞬間,火星落地,就能讓城市的耐心一併燃燼。我們以為災難容忍的空間還很大,但其實每一棟癱坐在巷弄裡的老樓,都在倒數。它靜靜等待的,不是重生,而是最後一場煙。

新北市土城明德路段,因2024年0403強震受損被列為紅單危險建築。圖 / 陳羲

二、都更不是沒人要,是太多人要不到

在許多老社區、老社宅裡,居民對都更早已不再抗拒。有人連署同意,有人主動求建商,有人甚至把退休金押在未來的樓房,期待能住進安全,且舒適的家。願意行動的居民愈多,等待的時間卻越來越漫長。台灣的都更之所以慢,不是因為「沒人要做」,而是太多事「沒有誰負責做」。流程像一部沒有司機的公車,每個單位都有方向,卻沒有任何一方願意踩下油門。

制度卡關常見在幾處:

一、公部門審議繁瑣,沒有時限責任
每一個階段都要審、要核准、要再補資料,如果拖延,沒有法律約束、也沒有罰則。都更案就像被困在抽屜裡的一份報告,只能等待下一個被翻開的時機

二、土地持分複雜,繼承未處理
一棟老樓,可能有十幾個持份人,當屋主不在、未辦繼承,公共安全也不得動手,法律尊重個人財產,但忽略了城市安全是公共利益。

三、代價高、報酬低,建商計算不計情感
地理位置好、容積足的地段,建商搶著進場,但對於人口老化、收益低的老社區,建商寧願觀望,都更不是情義生意,它必須算得過才有人做。

四、法規「保護少數人」,結果誰都不能動
只要一人不同意,都更可能整案停擺。理念本是保障弱勢,但實際作用變成凍結社區,老房子默默犧牲,卻仍被制度稱為「歷史見證」。

制度沒有錯,它只是慢,慢到足以讓安全成為代價。當公部門強調程序、建商計算利益、居民等待通知時,老房子的牆壁不會少掉一條裂縫;電線也不會因為討論變得更安全。都更停在紙上,危險卻往生活裡持續增加。城市在等待誰先為它負責?而在答案到來前,老屋已經在倒數。

三、都更變慢,不只是變老,更變危險

在台北市的老社區裡,危險往往不是突如其來,而是被允許存在太久。某些街廓的建築屋齡早已超過三、四十年,電線反覆加接,逃生梯被堆滿雜物,巷道窄到消防車只能停在街口。居民不是不知道風險,也不是沒有嘗試改變,連署文件送過,說明會開過,建商也談過,卻在制度的反覆確認中,一次次被退回原點。

其中一個最常被提及的現實,是「人還在,卻無法決定房子的未來」。老屋多數由高齡屋主持有,有人不敢簽、不懂簽,有人早已過世、繼承懸而未決。即便多數人同意,只要少數持分未解,整棟建築就只能原地老化。法律保護個人產權,卻也讓公共安全成為沒有出口的等待。

另一種風險,則藏在「已經啟動卻沒有走到終點」的都更或危老案件中。文件通過了、資格核准了,但隨著營建成本上升、建商評估獲利不足,工程遲遲未動工。對外,它仍被列為更新計畫;對內,住戶卻被迫繼續住在原本就不安全、甚至更混亂的空間裡。老屋沒有被拆,新屋也沒有出現,只留下更漫長的不確定。

更令人矛盾的是,即使真的動工,也未必意味著風險消失。在建築密集的老社區,施工期間的暫接電線、堆置材料、鄰屋結構影響,反而可能成為另一種危險。當更新缺乏整體規畫與嚴密監督,「改善安全」的名義,有時反而製造新的安全空缺。

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個事實:
都更卡關,不只是城市更新停滯,而是公共安全進入真空狀態。

火災不會等程序跑完,結構也不會因為會議紀錄而變得更穩固。當制度反覆討論、責任持續分散,老屋依然在日常生活中承受它早已超載的風險,—直到某一次意外,把所有「再等等」變成來不及。

0403 地震後被標記為危老的建築,在都更遲滯中勉強撐立,剝落的磁磚與塌陷的天花板,靜靜暴露制度失速下的日常風險。圖 / 陳羲

四、台灣版「香港大火」可能從這開始?

台灣是否會出現「香港大火2.0」,其實不是一個預言問題,而是一個制度問題。火災最容易發生的地點,往往早就有了清楚輪廓:老屋密集、商住混用、巷道狹窄、違章夾層普遍,消防車難以進入,住戶對逃生路線早已麻木。這些條件在城市裡並不罕見,它們不是意外的產物,而是長年被容忍的生活方式。真正令人不安的是,這些高風險區域,往往也是都更最難推動的地方。住戶多、持分複雜、收益有限,建商評估風險過高,公部門則傾向「程序優先、避免爭議」。結果是,風險最高的街區,反而最不容易被更新。這正是制度的矛盾所在:都更以市場機制為主,卻把公共安全的責任,留給最沒有能力承擔風險的居民。當更新依賴獲利誘因,安全就成為附加條件;當程序沒有時限,拖延就成為最安全的選擇;當少數否決權沒有配套,整體安全便被無限期擱置。

政策上真正該被檢討的,從來不只是「如何讓都更更快」,而是「是否願意把安全拉回制度核心」。對於明確列為高火災風險的老舊街區,是否能啟動公部門主導的強制安全改善?是否能在都更未成之前,要求最低限度的電線、逃生、消防更新?是否能讓公共安全不再完全依賴私人意願?災難從來不是因為缺乏警告,而是因為警告被反覆忽略。當城市選擇繼續等待共識,「火」只是在等待一次不需要共識的瞬間。

結語:別讓城市比住戶更短命

我們其實很清楚,台灣不是缺乏對老宅問題的警覺性。
老屋清冊、風險分析、災難的前例全部都在。真正缺乏的是把「安全」放在制度最前面的決心。都更被談論得太久,久到它不再像一項公共工程,而像一場誰也不想先負責的拉鋸。居民等制度,制度等共識,市場等獲利,最後,只剩下老屋替所有人承擔風險。城市表面看似正常運作,底層卻悄悄累積著不能失火、不能地震、不能出錯的壓力。問題從來不只是「要不要都更」,而是我們是否願意承認:有些安全,不能再等到全體同意;有些建築,不能再用情感與習慣撐過下一個十年。

城市的成熟,不在於它蓋了多少新樓,而在於它是否能對最脆弱的街區負起責任。當政策願意承擔爭議、制度願意設定時限、更新不再只看報酬,而是回到人的安全本身,老屋才有機會真正走向重生。在那之前,我們只能誠實面對一件事,台灣的城市,至今仍在用運氣維持平安。而運氣,從來不是公共安全該依靠的東西。


城市的問題,往往從被忽略的角落開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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